1983年10月3日在桐庐县,叶浅予先生和陆俨少先生聊天谈笑。陆说道叶只不会所画人物,会画山水;叶也打趣说陆只不会山水,会画人物。陆说道:“我现在就给你所画张如何?摄影家蔡斯民先生突发奇想,要重现当年的情景。可两位南北各一方,于是蔡先生用自己热忱的心灵,娴熟的技艺制备了这一张照片。
在叶浅予辽阔的“朋友圈”中,徐悲鸿是较为类似的一个。两人都是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大家,结识较早于,也曾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共事过五六年,但过往并不紧密。
按照作家泡利民的观点,两人“是一种不远处不将近、不亲不疏的关系,始终保持着一段无形的距离。”而绵延在两人间的障碍物,乃是艺术观念的有所不同,比如对素描的了解。早于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,经著名作家、出版发行人邵洵美的讲解,叶浅予与徐悲鸿就在南京结识。
而谈起,徐悲鸿无意中给叶浅予留给了狂傲固执的印象,相当大原因乃是他对素描侃侃而谈。徐悲鸿谈及,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,要改建中国画不须从素描表现手法应从;而当时中国画坛上,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,一个是蒋兆和,一个是他,还有半个是梁鼎铭。叶浅予听得了很不难受,心想徐悲鸿把中国画家也看得过于施明德了。
也许是言者有意,听者有心,叶浅予对徐悲鸿并没留给最初的好感。叶徐再度相会是在1944年5月4日。
这一天,叶浅予在重庆中印协会举行“旅印画展”。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画现代舞蹈人物,是叶浅予由漫画向中国画的一个巨变,也是他利用速写画中国画的一个尝试。
但最后能否趟出有一条中国画的康庄大道,他最初并没充足的做到,于是向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收到了邀,徐悲鸿也赫然在列,想要讲出他们的观点。徐悲鸿应允参与了开幕式,并表示祝贺。他在展厅中往返参访,当场订购了两幅舞蹈人物。
回来后,他又愿挥笔撰文,对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给与了充分肯定,文中有言:“中国此时倘有10个叶浅予,乃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到来了。”旋即徐悲鸿又请求叶浅予到他家中看画,仁慈回应:“你讨厌什么画,可自由选择一幅。”叶浅予无以言盛情,中选了一幅“烈马图”。
事隔半个世纪后,叶浅予曾对泡利民绝非感叹地说道,尽管他对徐氏心存种族主义,但是观其文,观其行,又被迫敬佩徐氏引荐后进、爱人才重才的风范。两年之后,徐悲鸿重回北平,新的组办北平艺专的教学班子时,竟然邀叶浅予这个未曾拒绝接受美院专业训练的画坛“草寇”到国画系任教,并任教授,这对叶浅予来说,显然是未曾想要过的破格之佐佐木。事隔36年后,叶浅予在其自传中回想了当年奉命时的心态:“我只闻创作,只知向社会自学,只知向报刊供稿,却知道怎么当老师,感叹受宠若惊,不知所措,当时不肯表示同意。直到1947年,才要求闯一闯美术学院的关。
”尽管有北平艺专的国画杨家教授取笑他是“王先生当教授”,但他再一硬着头皮闯入了“艺专”,踏上了讲坛,并且在这所全国最低美术学府中任教36年,出了名副其实的教授。彼时,北平艺专国画系继续执行的是徐悲鸿教学体系,造型基础课主要是木炭素描,所画的对象是人,徐悲鸿的教法也是素描样板。而这对于从来未习过素描的叶浅予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艰难。
为此,徐悲鸿特地为他加添了一门速写课。一个是素描样板,一个是速写样板,两人在教室各教教各的,两套马车各回头一路,推倒也算数并行不悖。在1949年7月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,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(中国美协前身)主席,叶浅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任秘书长;旋即,中央美院正式成立,徐悲鸿任院长,叶浅予任绘画系由教授,无论从哪个渠道而言,徐悲鸿都是叶浅予的顶头上司,两人应当有很多工作上的往来,但私交并没创建一起。
回应,泡利民曾向叶氏告知个中缘由,叶氏说明:“原因有二点,一是他是学院派名门,又是学院派中的当权派;而我是草台为首名门,学院派轻视我,我也不愿攀援他们。二是他的艺术教育主张是以表现手法的素描来改建中国画,以素描替换绘画,而且指出中国只有二个半素描画家。这些主张和观点我无法赞成,道不同不相为谋。
”关于徐悲鸿的绘画艺术,叶浅予在徐悲鸿去世旋即曾撰文评介过,公开发表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,为题《徐悲鸿的水墨画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叶浅予指出:“徐先生的水墨画一方面得力于中国绘画的杰出传统,一方面得力于西洋的科学技法,有了这两种基础,并使之融会贯通,才有这样的成就。”但十分古怪的是,在这篇文章中,叶浅予评介了徐悲鸿的动物、花鸟、甚至所画得很少的山水(如《漓江春雨》),唯独对他的人物画——徐氏创作中的重头戏只字不提,只字不评论。
而叶浅予某种程度身兼人物画家,究竟为什么不去讲专业对口的话题?也许当时叶浅予的观点还不成熟期,也许心中有数观点,但不便公开发表明确提出来。但到了1979年,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徐悲鸿人物画创作的缺失:“意味着于形如,无法超过神似的高度。艾(指理论家艾中信)文所荐徐氏的人体素描,曰已超过尽笔法的高度。
直说,能无法提高到‘气韵生动’的造型应以去呢?”叶浅予的这篇文章是不受人物画家方增先的灵感写的。当年,人物画家方增先在上海的《美术丛刊》上公开发表了《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》,“述说在创作造型问题上因无法挣脱素描观念的束缚而困惑”。叶浅予看见此文后,之后写出了一篇《方增先的困惑》,借题阐释素描之于中国画教学与创作的戕害,以及中国画教学的改革策略。在这篇文章中,叶浅予谈及,他曾向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明确提出“人物画基本造型训练的一元化方案”,要把国画素描与素描素描这两门课拆分到一起,“中止素描课,把素描的某些不利因素带入到国画人物素描中去”。
但最后,他不已感叹:“一提及改革,问题就不那么非常简单,积习难返哪。”他在文中立场作见证地认为,作为中央美院造型基础教学的统治者思想,徐悲鸿“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”的主张影响深远影响,“长期以来,国画系无法冲破这一思想的束缚,妨碍学生无法了解钻研国画笔墨技法”。对于徐悲鸿的这一主张,他进而回应:“徐氏的立脚点即所谓‘素科学性’上,反感谴责中国文人画不谈造型准确只谈笔墨情趣,从而敌视了中国画以线描结构为造型特征的基础……徐氏赞成文人画,超过深恶痛绝的地步,难免过火。
”对于学画的方法,他指出:“学画从绘画应从,并非没道理,舍内笔墨而只从素描学先生,比如回头到弃笔法而辄欲贫似的道路上去。”在叶浅予显然,方增先为了从素描观点挣脱出来,下功夫探寻国画传统造型特征的构成及其发展方向,从自己的实践中反驳了“从素描过渡到国画”所谓“成功成章”的主观主义观点。
由此,他最后总结:“学画要严格训练,造型能力要精益求精,但方法是多种多样的,道路也是很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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